宋濂简介

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浦江(今浙江浦江县)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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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英敏强记

宋濂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因与其祖父同日生,故名为寿,后改名濂。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至宋濂时才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因其母怀孕仅满七月而生宋濂,故宋濂幼时多病。为人聪明、记忆力强,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精通《五经》。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因危素等举荐,顺帝召宋濂为翰林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至正十年(1350年),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入山著书。

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四日,入小龙门山著书。

教授太子

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朱元璋军队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诸暨勾无山,但他自己留下未同行。十一月,郡守王显宗以“五经”师聘,宋濂推辞。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显宗在郡中设学堂,召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

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被朱元璋召至应天府。七月,宋濂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命为朱元璋子朱标教授“五经”,后又参与修撰起居注。

至正二三十年(1363年)五月,朱元璋建礼贤馆,宋濂等人均在馆中。

主修元史

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诏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官。

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赴诏修《元史》,至二月开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六月,除任翰林院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同年八月,《元史》书成,宋濂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

洪武三年(1370年),因欧阳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迹还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开局续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至七月一日,全书告成。七月,因失朝被降职为翰林编修。

国初名儒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升任奉议大夫、国子司业,却因祭祀孔子未按时呈上奏章,于八月被贬为安远知县。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宋濂被召还任礼部主事。十二月,升任太子赞善大夫。

同年,甘露屡降,朱元璋问宋濂这样的天象是什么预兆,宋濂以《春秋故事》告诉朱元璋受命于人不于天,做事不必受天象的影响。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宋濂为朱文正求情,说可以将朱文正贬到边远地方,不宜治死罪。

朱元璋问宋濂作为帝王,应该读什么书为主,宋濂推荐给朱元璋《大学衍义》,朱元璋于是命将书中内容贴在宫殿两边墙壁之上,召集大臣,让宋濂给大臣讲《大学衍义》中的内容。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朱元璋召四方儒士张唯、王辉等数十人,将他们都任命为翰林编修,以宋濂为其师。七月三十日,升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仍兼赞善大夫。八月十六日,与詹同同任总裁,奉命修《大明日历》,九月开馆,至次年五月修成,又辑其中五卷为《皇明宝训》。同年九月,朱元璋为散官分阶定俸,任命宋濂为中顺大夫,命他参中书大政,宋濂婉辞。

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命宋濂等考定丧礼服制。

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宋濂跟随太子朱标及诸位讲武中都。

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十日,朱元璋命宋濂与朱右等定王国所用礼。六月,除任翰林学士承旨,其余兼官如故。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告老还乡,朱元璋亲自饯行,并命宋濂之孙宋慎送其回家。宋濂以头叩地辞谢,并约定说:“臣没死之前,请允许臣每年来宫内觐见陛下一次。”回乡后,宋濂每年乘着帝庆节的机会如约进京陛见。

老而罹祸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慎被牵扯进胡惟庸案中,导致宋濂一家遭祸,宋慎与宋濂其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处死宋濂,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

卒于徙途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知事叶以从将宋濂葬于莲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将宋濂转葬华阳城东。

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年间,蜀王朱申凿曾至宋濂墓前祭拜。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因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间(1491年—1521年),宋濂获追谥为“文宪”。

介绍

宋濂青年时代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于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 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 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他的散文清新简洁,行文善于变化,思想也比较深刻。

朱元璋称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送东阳马生序

明代宋濂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秦士录

明代宋濂

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邻牛方斗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门石鼓,十人舁,弗能举,两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视人,人见辄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

一日,独饮娼楼,萧、冯两书生过其下,急牵入共饮。两生素贱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终不我从,必杀君!亡命走山泽耳,不能忍君苦也!”两生不得已,从之。弼自据中筵,指左右,揖两生坐,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铿然鸣。两生雅闻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书,君何至相视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饮,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经数十义扣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两生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弼索酒,被发跳叫曰:“吾今日压倒老生矣!古者学在养气,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绝,徒欲驰骋文墨,儿抚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两生素负多才艺,闻弼言,大愧,下楼,足不得成步。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

泰定末,德王执法西御史台,弼造书数千言袖谒之。阍卒不为通,弼曰:“若不知关中邓伯翊耶?”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王令隶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气曰:“公奈何不礼壮士?今天下虽号无事,东海岛夷尚未臣顺,间者驾海舰,互市于鄞,即不满所欲,出火刀斫柱,杀伤我中国民。诸将军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战且却,其亏国体为已甚。西南诸蛮,虽曰称臣奉贡,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等,尤志士所同愤。诚得如弼者一二辈,驱十万横磨剑伐之,则东西为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礼壮士?”庭中人闻之,皆缩颈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尔自号壮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曰:“能。”“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曰:“能。”“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曰:“能。”王顾左右曰:“姑试之。”问所须,曰:“铁铠良马各一,雌雄剑二。”王即命给与,阴戒善槊者五十人驰马出东门外,然后遣弼往。王自临观,空一府随之。暨弼至,众槊并进。弼虎吼而奔,人马辟易五十步,面目无色。已而烟尘涨天,但见双剑飞舞云雾中,连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王抚髀欢曰:“诚壮士!诚壮士!”命勺酒劳弼,弼立饮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时,至比之王铁枪云。

王上章荐诸天子,会丞相与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环视四体,叹曰:“天生一具铜筋铁肋,不使立勋万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时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终。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乱。中原数千里,人影殆绝。玄鸟来降,失家,竞栖林木间。使弼在,必当有以自见。惜哉!弼鬼不灵则已,若有灵,吾知其怒发上冲也。


送东阳马生序(节选)

明代宋濂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送天台陈庭学序

明代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王冕好学

明代宋濂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者。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 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选自《元史·王冕传》


吴起守信

明代宋濂

昔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期返而食。”起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起之不食以俟者,恐其自食其言也。其为信若此,宜其能服三军欤?欲服三军,非信不可也!


阅江楼记

明代宋濂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虽一豫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阑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栉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四陲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此阅夫长江而已哉?彼临春、结绮,非弗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

虽然,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

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