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贾谊论”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要有才能并不难,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实在不容易。可惜啊,贾谊虽然能够做帝王的辅佐之臣,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成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超过他呢?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 “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完全抛弃旧有的规章制度,采用他的新主张,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郁结烦闷,心绪不宁,表露出退隐的思想。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
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因此没有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呀,谨慎的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世啊!
注释
贾生:即贾谊。汉代的儒者称为“生”,如贾生、董生(董仲舒)。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汉文帝,力主改革,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当时长沙王不受文帝宠爱,故有被贬之意)。后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
所取者:指功业、抱负。
所就者:也是指功业。
可致之才:能够实现功业,抱负的才能。致,指致功业。
贾生之论:指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治安策》。
汉文:汉文帝刘恒,西汉前期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
昼:齐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孟子曾在齐国为卿,后来见齐王不能行王道,便辞官而去,但是在齐地昼停留了三天,想等齐王改过,重新召他入朝。事见《孟子·公孙丑下》。
豫:喜悦。《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充虞,孟子弟子,苏轼这里误为公孙丑。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句:绛侯:周勃,汉初大臣。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第二子,初封为代王。吕后死后,诸吕想篡夺刘家天下,于是以周勃、陈平、灌婴为首的刘邦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皇帝。刘恒回京城路过渭桥时,周勃曾向他跪上天子玺。
诸吕作乱,齐哀王听到了消息,便举兵讨伐。吕禄等派灌婴迎击,灌婴率兵到 荥阳(今河南荥阳)后,不击齐王,而与周勃等共谋,并屯兵荥阳,与齐连和,为齐王助威。周勃等诛诸吕后,齐王撤兵回国。灌婴便回到长安,与周勃、陈平等共立文帝。
这是说他们君臣之间,比父子兄弟还亲。
贾谊为太中大夫时,曾向文帝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 乐”以及列侯就国,更改律令等一系列建议,得罪了周勃、灌婴等人。他做梁怀王太傅 时,又向文帝献治安策,对治国、御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优游,叠韵连绵字,从容不迫的样子。浸渍(zì),双声连绵字,渐渐渗透的样 子。优游浸渍:从容不迫,逐渐渗透。
遽:副词,急速,骤然,迫不及待地。指贾谊在《治安策》的序中所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贾谊因被朝中大臣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路过湘水,作赋吊屈原。
萦纡(yíng yū):双声连绵字,缭绕的样子。这里比喻心绪不宁。
趯然:超然的样子。远举,原指高飞,这里比喻退隐。贾谊《吊屈 原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正是远举的意思。
贾谊在做梁怀王太傅时,梁怀王骑马摔死,他自伤未能尽职,时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夭绝,指贾谊早死。
累,忧虑。
睿(ruì),智慧通达。
苻坚:晋时前秦的国君。王猛:字景略,初隐居华山,后受苻坚召,拜为中书侍郎。
王猛被用后,受到苻坚的宠信,屡有升迁,权倾内外,遭到旧臣仇腾、席宝的反对。苻坚大怒,贬黜仇、席二人,于是上下皆服(见《晋书·载记·王猛传》)。
匹夫:指苻坚。略:夺取。当时前秦削平群雄,占据着北中国,与东晋对抗,所以说“略有天下之半”。
狷(juàn)介:孤高,性情正直,不同流合污。
病沮:困顿灰心。沮(jǔ):颓丧。
发:泛指立身处世,也就是上文所谓自用其才。
“贾谊论”鉴赏
赏析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创作背景
苏轼于嘉佑二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试于礼部,时年21岁,到嘉佑五年(1060年)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时间先后写有二十五《进策》、二十五《 进论》,这些策论基本上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贾谊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苏轼简介
宋代·苏轼的简介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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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叔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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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 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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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家告赵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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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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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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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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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僖伯谏观鱼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送天台陈庭学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展喜犒师
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亲政篇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