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臣论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争臣论”译文及注释
译文一
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不用求教于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很光彩,阳子并没有喜色。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韩愈我回答他道:“这就是《易经》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经·蛊》的上九卦中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说:‘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为了国家和君主啊。’这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段境况,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象《蛊》的上九卦,处在无所作为的境地,却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业;象《蹇》的六二卦,处在国家臣子的位子,却将不理国事作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对为官不作为的现象的讽刺就会很多。这样的样板可不能作为标准,而且其过错的遗害终久难以消除的。如今阳先生在职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谓不是厚爱有加了,而他却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国的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轻飘飘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喜忧的感受。问他的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就说:‘下大夫级别的薪俸’;问他的职责,就说:‘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这样的吗?而且我还听说:有官职的人,不称其职就离开;有进言责任的人,进言而无作用就离开。今天的阳先生认为他自己进言了吗?该进言而不言语,与不用他的进言而不离开,没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出仕吧?古人有话说:‘为官不是因为贫穷,而有的时候又是因为贫穷’,说的就是为了俸禄的官员。这种官员应当辞去尊贵的官职而呆在卑下的地位,离开富有处身贫穷,象那些守关打更的人一样就行了。孔子曾经做粮仓主管,曾经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误他的职守,必定说:‘统计停当了才算完啊’,必定说:‘牛羊生长好了才行啊’。象阳先生的俸禄,不是卑下和贫穷,这是非常明显的,却如此作为,他这样可以吗?”
有的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不讽谏皇帝的原因,是作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过错来得到名望的行为,所以虽然有谏有议论,让人不得而知啊。《书经》说:‘你有好谋划好的策略,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夸奖君主,说:‘这么好的谋划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来。’阳先生的用心,也和这是一样的。”
韩愈我回应道:“如果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更让我迷惑的了。进去讽谏君主,出来不让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适合做的事。阳先生本来以百姓的身份隐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奖赏他的行为适宜,提拔他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谏作为名称,完全应该有行动来尽他的职守,让全国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误赏、顺遂地听从讽谏的美德。那些山林隐居的人士,听了便羡慕他,绑好衣带扎起头发打扮整齐,愿意来到朝廷申述他们的见解,致使我们的皇帝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帝,英明名声流芳万古。如同《书经》所说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适合去做的。而阳先生的用心是要让君主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吧?是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啊。”
有的人说:“阳先生的不求闻名而人们宣扬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来的。他坚守他的原则不变,为什么您责备他这么严厉呢?”
韩愈我说:“自古圣人贤士都没有有求于闻名、被任用。为当时的不平而忧患、为民众不得治理而忧患,按照他们的原则,是不敢独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劳不懈,到死才算结束。所以禹过家门不入,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这两为圣人一位贤士,岂会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责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贤能的才能,难道是使他自己优于旁人就完了吗?其实是要用他们补救这个世上的不足之处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来听而眼睛是用来看,听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险和易,然后身体才得安宁啊。圣贤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耳目啊;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圣贤的身体啊。而阳先生如果不贤能,就要受贤能的人役使来效力他的上级啊。如果他真的贤能,就本该敬畏天命而为人们的困苦忧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说:“我听说君子不喜欢强加于人,而且不揭发别人的阴私指责别人的过失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象先生这样的言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不是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费唇舌吗?喜欢和盘托出揭示别人的过错,国武子之所以在齐国被杀,先生也听说了吧?”
韩愈我说:“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就想的是为他的职责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要想着说好他的言论来阐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不是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而强加于人。而且国武子不能亲近获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欢在内乱的国家说出所有的言论,所以被杀。古书上说:‘只有善良的人能够接受所有的言论。’是说他们听了能够改正缺点。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现在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高度,阳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善人吗?”
译文二
有人问我: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吗?他学识渊博,广见多闻,又不希望人们知道他的名声。他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住在晋地的边境。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几千人之众。大臣听说后就推荐他,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而阳先生却没有欣喜的表情。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他哪里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
我回答说:这就是《易经》里所说的,长期保持着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这对士大夫来说是有危害的。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易经·蛊卦》的“上九”中说:“不愿侍奉王侯,只求自己的节操高尚。”《易经·蹇卦》的“六二”爻辞中又这么说:“做臣子的不避艰难去直言进谏尽忠于君主,是由于他不顾自身的缘故。”那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间场合不一样,所实践的准则也不同吗?就像《蛊卦》的“上九”爻说的那样,处于没被任用的地位,却去表示奋不顾身的节操;再如《蹇卦》的“六二”爻说的,处在君王之臣的职位,却把不侍奉王侯的节操当作高尚,那么冒求仕进的祸患便会产生,玩忽职守的指责也会兴起。此种志向不当效法,而且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获得罪过啊。现在阳先生担任职位的时间,不能算是不长久了;了解国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确与失误,不能算是不熟悉了;皇帝对待他,不能说不重视。然而他未曾说过一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他心中没有喜悦和忧愁的波动。问他担任什么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啊;问他有多少俸禄,就说是下大夫的品级啊;问他朝政情况,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有道德的人,原来是这样的吗?况且我听说:有官位职守的人,不能称职就该离去;有进言任务的人,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就辞去。现在阳先生认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批评没有呢?能够提出批评而不提,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批评而不离去,这两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对的啊。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家贫,但有时是因为贫困的。”指的是那些为俸禄而做官的人。应该辞去高位而担任低下的职务,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生活,当个守门、巡夜之类的差使就可以了。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吏,又曾做过管理畜牧的贱职,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总是说“一定做到会计准确无误才算完成任务”,总是说“牛羊顺利成长才行”。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不算低下和微薄,那是明明白白的了,可是他的行事却是这个样子,难道可以吗?
有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是憎恶诽谤皇上的人,厌恶那些作为臣下却通过公开揭发他的君主的过失而出名的人。所以,他虽然向皇帝提了意见和建议,却不让别人知道。《尚书》中说:“你有好的计策和谋略,就去告诉你的君主,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说:这个计策智谋是我们君主出的。”阳先生的用意也是像这样的。韩愈回答说:假如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的,那他可谓更糊涂了。进去为君主献策,出来又不使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那阳先生,本来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草野之间,皇上赏识他的品行道义,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官为谏议大夫,他实在应该做出成绩来,奉行自己的职守,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讳、刚正不屈的臣子,君主有不滥赏和从谏如流的美名。这就可能使山野间的隐士听到了而对此产生羡慕之心,束好腰带,挽起发髻,愿意进身到宫门之下陈述他们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使他们伟大的名声流传千古。像《尚书》所说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况且阳先生的想法,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这就是在这方面启发君主啊。
有人说:阳先生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保持着一贯的操行准则而不改变,为什么您对他责备得如此苛刻呢?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他们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动荡,民生不安定,有了道德和学问之后,不敢独善其身,一定要经世致用,普济天下。勤恳努力,终身不懈,到死才罢休。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看一下,孔子周游列国时,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而墨翟从不安居一地,所住之处灶上烟囱不及熏黑,就离家了。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而且怜悯人民的穷困啊。上天将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就算了,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充别人的不足。耳目对人来说,耳管听,眼管看,听清是非,看明安危,然后身体才能安全。圣人贤人,是世人的耳目;世人,是圣贤的身体。再说阳先生要不是贤人,那就应该被贤人所遣使来侍奉他的君主;如果确实是贤人,本当敬畏上天的意旨,而怜悯百姓的穷困。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闲适安逸呢?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憎恶那种把攻击别人当做正直的人。像您的议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了,未免有点损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喜欢直言不讳地揭发别人的过失,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害的原因啊,您大概也听说过吧?韩愈说:君子有官位,就应有以身殉职的思想准备。未得到官位,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并不是自以为正直而强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东西。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未遇到善良的人,又喜欢在乱国直言不讳,所以被杀。《国语》上说:“只有善人才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批评。”这就是说他听到别人规劝后能改正自己的过失。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阳先生虽然现在未能达到,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注释
①谏议大夫:官名,执掌议论政事,对皇帝进行规劝。阳城(736—805):原隐居中条山(今山西南部),788年(贞元四年),唐德宗召为谏议大夫。《旧唐书·阳城传》载,阳城就任谏议大夫之后,其他谏官纷纷论事,细碎的问题都上达到皇帝那里。阳城则与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饮,人们猜不着他的意图。及贞元十一年。德宗听信谗言,要处分贤相陆贽,任命奸佞裴贤龄为相,阳城拼死极谏,使事态有所改变,他则受到贬谪。
②晋:周时古国名,辖境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及陕西一角。鄙:边境。
③熏:熏陶,影响。
④大臣:指李泌。《顺宗实录》载,德宗贞元三年六月,李泌为相,次年举阳城为谏议大夫。
⑤阳子:即阳城。
⑥本句引文见《易》的《恒》卦:“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意思是说,永远保持一种行为的准则,对妇人来说是好事,对男子来说并不是好事。据封建礼义,妇人应该从一夫而终身,而男子应该因事制宜,有应变能力,不可一味顺从。
⑦上九:《周易》每卦有六条爻辞,“上九”和下文的“六二”都是爻的名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蛊卦》的上九爻辞,即隐居不仕之意。
⑧王臣蹇蹇(jiǎn),匪躬之故:做臣子的不避艰难,辅助国君,是由于他能不顾自身的缘故。蹇蹇,尽忠的样子。匪,通“非”。躬:自身。
⑨蹈:践,此处为履行、实行之意。旷:空缺。越、秦:周时两个诸侯国,相隔很远,越在东方,今浙江一带。秦在西北,今陕西一带。下大夫:周时的职级名,列国的国卿。唐制,谏议大夫称为正五品,年俸二百石,秩品相当于古代的下大夫。“有官守者”四句:出自《孟子·公孙丑下》。禄仕:为了俸禄而出仕。“仕不为贫”二句:见《孟子·万章下》。意为仕宦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救贫,但有时为了解脱贫困而去仕宦,也是允许的。“宜乎辞”二句:古人认为为了解决生活而出仕,即以官为业,不应居高位,取厚禄。抱关:守关门。击柝(tuò):打更。委吏:古代掌管粮食的小官。乘田:古官名。春秋时鲁国主管畜牧的小官。会计:管理财、物及出纳事。章章:显明的样子。
“争臣论”鉴赏
评析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创作背景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
韩愈简介
唐代·韩愈的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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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说一·龙说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
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
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狱中上梁王书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亡厌也。夫晋文亲其雠,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呔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祗怨结而不见德;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
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帷廧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报刘一丈书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计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秦士录
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邻牛方斗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门石鼓,十人舁,弗能举,两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视人,人见辄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
一日,独饮娼楼,萧、冯两书生过其下,急牵入共饮。两生素贱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终不我从,必杀君!亡命走山泽耳,不能忍君苦也!”两生不得已,从之。弼自据中筵,指左右,揖两生坐,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铿然鸣。两生雅闻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书,君何至相视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饮,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经数十义扣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两生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弼索酒,被发跳叫曰:“吾今日压倒老生矣!古者学在养气,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绝,徒欲驰骋文墨,儿抚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两生素负多才艺,闻弼言,大愧,下楼,足不得成步。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
泰定末,德王执法西御史台,弼造书数千言袖谒之。阍卒不为通,弼曰:“若不知关中邓伯翊耶?”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王令隶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气曰:“公奈何不礼壮士?今天下虽号无事,东海岛夷尚未臣顺,间者驾海舰,互市于鄞,即不满所欲,出火刀斫柱,杀伤我中国民。诸将军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战且却,其亏国体为已甚。西南诸蛮,虽曰称臣奉贡,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等,尤志士所同愤。诚得如弼者一二辈,驱十万横磨剑伐之,则东西为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礼壮士?”庭中人闻之,皆缩颈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尔自号壮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曰:“能。”“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曰:“能。”“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曰:“能。”王顾左右曰:“姑试之。”问所须,曰:“铁铠良马各一,雌雄剑二。”王即命给与,阴戒善槊者五十人驰马出东门外,然后遣弼往。王自临观,空一府随之。暨弼至,众槊并进。弼虎吼而奔,人马辟易五十步,面目无色。已而烟尘涨天,但见双剑飞舞云雾中,连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王抚髀欢曰:“诚壮士!诚壮士!”命勺酒劳弼,弼立饮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时,至比之王铁枪云。
王上章荐诸天子,会丞相与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环视四体,叹曰:“天生一具铜筋铁肋,不使立勋万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时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终。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乱。中原数千里,人影殆绝。玄鸟来降,失家,竞栖林木间。使弼在,必当有以自见。惜哉!弼鬼不灵则已,若有灵,吾知其怒发上冲也。
与韩荆州书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
桐叶封弟辨
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郑庄公戒饬守臣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惟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序民人 一作:序人民)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馀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