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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论政宽猛

[先秦]:左丘明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子产论政宽猛”译文及注释

译文

郑国的子产得了病。(他)对子大叔说:“我死(以后),您必定主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够用宽厚(的政策)使民众服从,其次(的政策)没有比刚猛更有效(的了)。比如烈火,民众望见就害怕它,所以很少死(在其中)的。水柔弱,民众亲近并和它嬉戏,就很多死(在其中)的,所以宽厚(的政策)难(以实施)。”(子产)病数月后死去。

大叔执政,不忍心严厉,而施行宽柔政策。郑国(因此)很多盗贼,(他们)从沼泽地招集人手。大叔后悔了,说:“我早听从(子产)夫子的,不会到此地步。”发步兵去攻击沼地的盗贼,将他们全部杀灭,盗贼(才)稍微被遏止。

孔子说:“好啊!政策宽厚民众就怠慢,(民众)怠慢就用刚猛(的政策)来纠正。(政策)刚猛民众就受伤害,(民众受)伤害了就施与他们宽厚(的政策)。用宽大来调和严厉;用严厉来补充宽大,政治因此而调和。《诗经》中说:‘民众也劳累了,差不多可以小小休息啦;赐予城中的民众恩惠,用来安抚四方。’(这是)施与民众以宽厚啊。‘不要放纵奸诈,用来防范邪恶;遏止盗贼肆虐,恶毒是不害怕美好的。’(这是)用刚猛来纠正啊。‘宽柔对待远方的民众能够使大家亲近,(这样)来稳定我们的王朝。’(这是)用和缓(的政策)来使民众平安祥和啊。还有(《诗》)说:‘不争斗不急躁,不刚猛不柔弱,实施政策平和,所有的福祉汇集过来。’(这是)和平的极致啊。”

等到子产逝世,孔子听说了,哭泣道:“(他)是古代圣贤继承人啊。(【子产继承了】古人仁爱的遗风啊)”

注释

选自《左传·昭公二十年》。

(服)使…服从。

〔取〕同“聚”。

〔萑苻〕读音huán、fú,芦苇丛生的水泽,代指强盗出没的地方。

〔汔〕读音qì,接近,差不多。

〔从〕通‘纵’。

〔诡随〕放肆谲诈。

〔絿〕读音qiú,急,急躁。

〔遒〕迫近,聚集。

(慢) 对上司无理。

“子产论政宽猛”鉴赏

简析

全文通过子产授政、大叔用宽以及孔子的评价,阐明了为政应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是郑子产执政二十多年内政外交的经验总结,也是先秦儒家对历史政治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后来,它便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 文章观点鲜明,层次清楚,结构完整;善于运用通俗浅显的比喻说明深刻的道理;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塑造了子产、大叔、孔子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一篇颇具文学色彩的历史短文。  

解读

子产执政二十年,内政外交都政绩卓著。“宽猛相济”的主张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所说的“猛”,实际是为了预防犯罪,重点还是“宽”,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其实,事物本来是错综复杂的,宽与猛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互相渗透的,无论立法执法,都应斟酌情理,宽严结合。成都市武侯祠有副对联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是对本文的补充。现代诗人流沙河又改为“不遵宪,即宽严皆误”,更说到点子上了。  

左丘明简介

先秦·左丘明的简介

左丘明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 左丘明的诗(3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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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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