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钴鉧潭西小丘记”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找到西山后的第八天，沿着山口向西北走两百步，又发现了钴鉧潭。钴鉧潭西面二十五步（的地方），在水流急而深处是一道坝。坝顶上有一座小丘，（小丘）上面生长着竹子和树木。小丘上的石头突出隆起、高然耸立，破土而出、争奇斗怪的，几乎（多得）数不清。那些重叠着、相负而下的石头，好像是（俯身）在小溪里喝水的牛马；那些高耸突出、如兽角斜列往上冲的石头，好像是在山上攀登的棕熊。
小丘很小，不到一亩，可以把它装到笼子里占有它。（我）打听它的主人是谁，（有人）说：“这是唐家不要的地方，想出售却卖不出去。”（我）问它的价钱，（有人）说：“只要四百文。”我很喜欢（这个小丘），就（把它）买了下来。李深源、元克己这时和我一起游览，（他们）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出乎意料的收获。（我们）随即轮流拿起工具，铲割杂草，砍伐杂树，点燃大火把它们烧掉。美好的树木树立起来了，秀美的竹子显露出来了，奇峭的石头呈现出来了。（我们）站在小丘中间眺望，（只见）高高的山岭、漂浮的云朵、潺潺的溪流、自由自在游玩的飞鸟走兽，全都欢快地呈巧献技，来为这个小丘效力。（我们在小丘上）枕着石头席地而卧，眼睛触及的是清澈明净的景色，耳朵触及的是淙淙潺潺的水声，精神感受到的是悠远空旷的浩然之气，心灵感受到的是恬静幽深的境界。不满十天（我）就得到了两处风景胜地，即使古代爱好山水的人士，也许没有到过这地方吧。
唉！凭着这小丘优美的景色，（如果）把它放到（京都附近的）沣、镐、鄠、杜（等这些繁华的地方），那么喜欢游赏的、争相购买的人每天增加几千文钱（购买）反而（恐怕）更加买不到。如今（它）被抛弃在（这荒僻的）永州，连农民、渔夫走过也鄙视它，售价（只有）四百文钱，一连几年也卖不出去。而唯独我和李深源、元克己因为得到它了而高兴，难道遇到这个小丘真的要靠运气吗？（我）把这篇文章写在石碑上，用来祝贺（我和）这小丘的遇合。
注释
寻：通“循”，沿着。
道：行走。
步：指跨一步的距离。
潭：原选本无，据中华书局版《柳河东集》补。
湍（tuān）：急流。
浚（jùn）：深水。
鱼梁：用石砌成的拦截水流、中开缺口以便捕鱼的堰。
突怒：形容石头突出隆起。
偃蹇（yǎnjiǎn）：形容石头高耸的姿态。
殆：几乎，差不多。
嵚（qīn）然：山势高峻的样子。
冲（chòng）然：向上或向前的样子。
角列：争取排到前面去，一说，像兽角那样排列。
罴（pí）：棕熊。
不能：不足，不满，不到。
笼：包笼，包罗。
货：卖，出售。
不售：卖不出去。
怜：爱惜。
售：买。
更：轮番，一次又一次。
器用：器具，工具。
刈（yì）：割。
其中：小丘的当中。
举：全。
熙熙然：和悦的样子。
回巧：呈现巧妙的姿态，
技：指景物姿态的各自的特点。
效：效力，尽力贡献。
清泠（líng）：形容景色清凉明澈。
谋：这里是接触的意思。
瀯瀯（yíngyíng）：象声词，像水回旋的声音。
匝（zā）旬：满十天。匝，周。旬，十天为一旬。
虽：即使，纵使，就是。
好（hào）事：爱好山水。
或：或许，只怕，可能。
焉：表示估量语气。
胜：指优美的景色。
陋：鄙视，轻视。
连岁：多年，接连几年。
其：岂，难道。
遭：遇合，运气。
所以：用来……的。
“钴鉧潭西小丘记”鉴赏
鉴赏
内容结构
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文学价值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
创作背景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当司马。永州是个偏僻的山沟，柳宗元在此整整住了十年。柳宗元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成的。《钴鉧潭西小丘记》是八记中的第三篇，属于山水游记。
柳宗元简介
唐代·柳宗元的简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称“韩柳”。在中国文化史上，其诗、文成就均极为杰出，可谓一时难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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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之奇谏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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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
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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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之际月表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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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